梦里的梦梦见死去的娑lt-(联想词})

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1876—1948)所组织的大谷探险队于1902年8月16日至1914年7月10日三次前往中亚探险梦里的梦梦见死去的娑lt, 探险队的主要目的是调查佛教遗迹梦里的梦梦见死去的娑lt,收集和发掘古代写本。

在伦敦留学之时,大谷光瑞曾到欧洲各国游历,拜见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等,目睹了各国陆续进行的中亚探险,深受影响,便决意前往中亚探险。因为西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地域,大谷光瑞意在作为一个佛教徒亲自到这一地区探险、发掘,寻找古代写经。

中国西域曾一度是佛教东传的决定性角色。大谷的目标是在一位佛教徒的向导下,在西域进行探险和发掘,重点是寻找古佛像。

探险队员们写下了探险日记,尽管其中并没有对所有的考古文物作细致的描述,但是将探险中的主要事件都记录下来了。这些探险日记、照片以及植物标本等,现在都保存在龙谷大学图书馆。

第一次探险(1902年~1904年)成员

队长大谷光瑞(27歳)

井上弘圆(31歳)

本多恵隆(27歳)

渡边哲信(29歳)

堀贤雄(23歳)

第一次探险始于大谷光瑞从伦敦启程返回日本,1902年8月16日,大谷光瑞离开伦敦,途经中亚返回日本。8月21日一行五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集合,前行经安集延(Andizhan), 奥什(Osh), 铁热克(Telk),于9月21日到达喀什。在此与英国代表Lt. Col. Miles商谈进一步的探险,探险队分成印度队(大谷光瑞、井上弘圆、本多惠隆)、西域队(渡边哲信、堀贤雄)分头行动。

9月27日探险队离开喀什,向东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到达叶尔羌,由此南下,10月14日到达塔什库尔干,印度和西域队分别向南向东行动。

大谷光瑞率领的印度队有3匹马和17峰骆驼,穿越明铁盖,途经吉尔吉特,10月9日到达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通过印度回来。

与此同时,西域队从叶尔羌出发沿着南道向东抵达和田,在那里他们停留了约40天,考察发掘其附近的古代城市遗址。此后, 于1903年1月2日离开和田,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上,途径北道的阿克苏、乌什、吐鲁番,2月20日再次回到喀什。

他们途经Marabash、图木舒克、阿克苏和拜城,4月10日抵达北道库车附近的克孜尔。他们在此停留了大约4个月,挖掘了东西Hasatam, 克孜尔石窟, 库木吐拉石窟, Dordor-akr(南道的和田已经被英国学者斯坦因探察过,北道的吐鲁番被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发掘过,鉴于此,他们重点发掘库车未被探察过的遗址。)

他们通过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西安回到日本。

第二次探险(1908年-1909年)

成员

橘瑞超

野村荣三郎

这两个探险者从北京出发经外蒙古、乌鲁木齐,于11月15日到达吐鲁番。在吐鲁番他们发掘了交河故城(Yarkhoto), 木头沟(Murtuk), 哈拉和卓、吐峪沟,在库车发掘了库木吐拉, Toyuraekken古洞, Tettorutora佛寺遗址等,获得了大量的汉文文书。1909年2月25日到5月6日,野村在库车周围发掘, 3月29日在库木吐拉石窟的沙堆中发现了“大历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杨三娘举钱契”。而橘瑞超则在楼兰附近发掘出4世纪前半叶西域长史李柏所写书简草稿, 即著名的《李柏文书》。不仅于此,还在高昌古城东边的吐峪沟石窟发现了大量古代写经残片。

他们的探险路线如下梦里的梦梦见死去的娑lt

北京、外蒙古、故城、乌鲁木齐、吐鲁番、焉耆、库尔勒……

橘瑞超——罗布泊沙漠、楼兰、和阗、交河故城

野村栄三郎——库车、喀什

两人会合后——印度

第三次探险(1910 年-1914 年)

成员

橘瑞超

野村荣三郎

渡边哲信

霍布斯(AO Hobbs)

李毓庆

1910年橘瑞超与大谷光瑞一同考察印度的佛教遗址后,返回伦敦。橘瑞超8月16日奉命与18岁助手霍布斯从伦敦出发,开始了第三次探险。10月19日橘瑞超到达乌鲁木齐,停留半个月后,前往吐鲁番。此后,他派霍布斯带着发掘品提前前往库车,他本人横穿罗布泊沙漠到达南道的且末, 然后向北再次穿越沙漠,到达库车。然而先到库车的霍布斯,患天花,不治而亡,其遗体已经被送到喀什。于是,橘瑞超赶往喀什,埋葬霍布斯遗体之后,向南道的和田行进,于1911年5月7日抵达,跟渡边哲信进行了发掘。

与此同时,吉川小一郎在日本奉命前往西域探险,曾在神户六甲二乐庄做烹饪师的中国人李毓庆与之结伴而行。10月5日吉川小一郎的队伍抵达敦煌, 等候橘瑞超。然而橘瑞超未按原计划出现在敦煌。利用等待的时间,吉川小一郎考察了敦煌千佛洞,对洞窟内的壁画、佛像进行拍照、拓碑、搜寻古代文书。橘瑞超到达之后,两人从1月30日到2月1日停留在莫高窟,以400两白银骗购369件唐代文书。这些敦煌文书包括吉川小一郎单独获得的部分, 全部被橘瑞超带回日本。但是此前,两个探险者在吐鲁番吐峪沟发掘佛经残片,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发掘中,获得木乃伊、墓志、丧葬文书(告身、 随葬衣物疏)、二次利用的废纸(官府文书)、染织品等。橘瑞超返回日本后,吉川小一郎前往天山采集植物标本。1914年1月5日,吉川小一郎结束探险, 离开乌鲁木齐返回日本。

橘瑞超——伦敦、鄂木斯克、乌鲁木齐、吐鲁番、罗布泊沙漠、喀什、和阗、西藏地区、克里雅、敦煌(和吉川小一郎一起)

吉川小一郎——上海、汉口、西安、敦煌(和橘瑞超一起)、吐鲁番、乌鲁木齐

橘瑞超——西伯利亚

吉川小一郎——吐鲁番,库车,喀什,和阗,伊利,乌鲁木齐,包头,呼和浩特,北京

收集品梦里的梦梦见死去的娑lt:内容和查阅途经

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收集品有古代文书类、木简、壁画、塑像、幡画、染织品、古钱币、印章、9具木乃伊等考古遗物。原放在京都西本愿寺的这些收集品,被运到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六甲山麓的别墅二乐庄后得到整理。有关其分类、整理、分散情况请参阅藤枝晃(1989)、百済康义(1996)、片山章雄( 1999)的相关文章。这里列举了这批收集品中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a)收集的汉文佛经古写本

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佛教寺院遗址中发掘出大量古代佛经,下面是具有代表性的写本。

西晋元康六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现在写本下落不明)

晋义熙七年(411)的《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406年译)的古写本

《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品》写本(龙谷大学藏)

鸠摩罗什于弘始七年(405)翻译后不久的,有“道人僧愿写”题记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舍》(即《大智度论》)写本

楼兰发现的有明确年代的最古老的纸文书“李柏文书”(前凉太元五年[328])

b)非汉语文献资料

中亚地区出土了很多非汉语文献,包括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梵文佛典以及粟特文、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等胡语佛经和摩尼教典籍等。例如, 收集品中有一件译成回鹘文的属于净土宗的佛典《观无量寿经》。

c) 收集的美术、社会资料

在各支探险队中,最初发掘古墓的是第三次考古的大谷探险队。他们发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获得9具木乃伊及其随葬品和葬礼上所使用的古代文书。

1914年,大谷光瑞由于不善理财,使西本愿寺严重亏损,辞去西本愿寺宗主一职,无力再继续探险,以致探险所获遗物分散到中国、韩国、日本。辞职后,大谷光瑞的据点移至中国的上海和旅顺、大连。当时,把一部分收集品从二乐庄转移到旅顺的大谷家别墅。后来,那部分虽然被返送回日本,但别墅所藏的佛经和佛像等为关东厅博物馆(现旅顺博物馆)所藏。其后,古代文书类中的620件敦煌写经等辗转移交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佛画、版画等残留遗物被移交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管理。同时,二乐庄仍留有相当多的收集品,但这些残留部分连同二乐庄一起被出售到久原房之助手里。其后,久原又将购买的收集品送给其同乡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从而那部分遗物为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现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

除此之外,日本探险队带回来的一些赝品、照片,植物标本和木乃伊已经不断地被卖给了日本和国外的公、私收藏者。不同于其他国家, 日本的收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分为公共和私人两种收藏情况的。而且就日本藏品而言,其确切的来源和历史一直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 不同的收藏者喜欢将这些收集品加盖私人印章,或作其他标记,或用某种特殊方式进行裱糊。

大谷收集品主要收藏地

中国旅顺博物馆:吐鲁番所获的16035片佛经断片、胡语文献以及美术品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旅顺博物馆移送的620件卷轴装敦煌写经。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约2000件壁画等美术品。

在日本,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也藏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收集品。

日本中亚收集品1.龙谷大学1.1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搜集品

如上所述,大谷探险队所获遗物已分散到世界各地收藏,其中的一部分为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收藏。

大谷光瑞73岁时去世,之后一年,即1949年,从二乐庄发现多达2个木箱的收集品,幷将其捐赠至龙谷大学。大学所收的那木箱中,除了有古代文书类(卷轴、册子本、贝叶、木简)外,还有印本、帛画、染织品、植物标本、古钱币、拓本、考古资料等,共计9000余件资料。敦煌和丝绸之路收集品由以下四个系列组成:

(a)在大谷光瑞逝世后,从西本愿寺发现的两个木箱的8,000余件大谷探险队收集品;

(b) 55件捐赠的橘瑞超收集品;

(c)来自吉川收集品的帛画断片和166张照片;

(d)其他来源的收集品。

1.1.1汉文资料

大谷探险队的目的之一是收集佛经,大多古写经资料主要是在库车、吐鲁番佛教遗址以及敦煌等地所获。

(a)古代写经资料

敦煌文书是,橘、吉川两队员于1912年考察敦煌之际所获。在敦煌,大量古代文书曾被斯坦因(1907)和伯希和(1908)劫走, 但橘瑞超所收集的数百件资料中,仍含有《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品》(5世纪)以及《无量寿经卷上》(6世纪)等珍贵古代写经。

(b)世俗文书资料

世俗文书的主要内容有,吐鲁番地区土地制度文书(给地、欠地、退地文书断片)、经济文书类等(小田义久编1984,1990)。

代表性的文书有,曾提到的《李柏文书》,吉川于1912年第三次探险时在敦煌获得的被称作中国本草学之祖的《本草集注序录》卷一的卷轴装写本(718年)。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古墓群中所搜集到的文书断片,原本用于埋葬品的纸屑、官署所不需要了的废行政文书纸等。

1.1.2 非汉文资料

根据内容,非汉文资料可以分为宗教文书(摩尼教经典、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圣书等)和社会经济性内容(契约文书、出纳文书、书简)的世俗文书两大类。龙谷大学所藏收集品中,共使用13种文字和15种语言(印欧语系——梵、吐火罗、粟特、于阗语)、古代突厥语(突厥、回鹘语)、西夏语、蒙古语、 吐蕃语等诸语、婆罗谜文、佉卢文、粟特文、摩尼教文、回鹘文等)。

作为代表性资料,有佉卢文木简(吐鲁番出土,5世纪)、插图的回鹘文《须大拿本生故事》残叶(吐鲁番出土,13-14世纪)、于阗语(婆罗谜文)佛经(和田出土,8-9世纪)等。(百济康义1996)。

1.1.3 葬送仪礼关连资料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多件装饰墓室天井、内壁的帛画。帛画上绘有《伏羲女娲图》,4件同类帛画均是吉川于1912年所采集。

1.1.4美术工艺品、考古学资料、植物标本、染织资料

作为美术工艺品,收藏着塑像头部、砖佛、帛画、印画等。

1.1.5 其他

西本愿寺

除上述带回本愿寺的资料之外,加之曾是探险队员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野村荣三郎以及贵族等捐赠的探险队装备、调查日记、记录(画稿、水彩画、地图)、书简、照片等,是为反映当时探险状况的珍贵资料。

幷且,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与中亚探险同期进行了印度、西藏的调查,那时所收集的民俗资料等也收藏于龙谷大学和国立民族博物馆。

2.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集品

东京国立博物馆由上野公园内宽永寺遗址上的四个建筑构成。最古老的一座建筑竣工于1909年,用来陈列建筑展品。中心建筑竣工于1937年, 收藏日本艺术品。宝物馆于1964年建造,用于收藏来自奈良法隆寺的319件7世纪艺术品。第四个建筑竣工于1968年,今天它被用于陈列亚洲艺术品、 中国书法和中亚艺术品。该博物馆是三个国立博物馆之一(另外两个分别位于京都河奈良),拥有88,000余件藏品。

所有的大谷探险队收集品由日本文化保护协会于1964年购买,并于1967年送到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收集品由从中国新疆各地发掘的考古资料,吐鲁番、 敦煌和其他地方的回鹘语文书和木简,以及敦煌、吐鲁番绘画组成。该博物馆还有2、3件与集美博物馆交换的藏品。此外,还有其他来源的一些中亚藏品。

曾在二乐庄的一部分收集品,很长时间寄存于京都市恩赐博物馆(现京都国立博物馆),二次大战结束之际转让给木村贞造。战后,国家将其购回, 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那里藏有,有翼天使像、克孜尔出土的佛说法图、伯孜克里克出土的持伞盖菩萨立像等的绘画、菩萨头部等若干资料。

部分藏品在中亚画廊永久展出。写本和绘画不是永久展出的,可以与馆长事先预约后查阅。

3.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收集品

1897年,该博物馆作为帝国博物馆建造于京都。1900年更名为“京都帝室博物馆”,1924年作为“恩赐京都博物馆”由帝室下赐京都市。1952年成为国立博物馆,改为今名“京都国立博物馆”。

该博物馆的主要展厅建造于1895年,由片山东熊设计。新馆竣工于1966年。新馆收藏了来自日本和东亚的永久收集品,而一些特殊的展品则被放在旧馆,那里有一个书法作品和佛教绘画的永久画廊。该博物馆藏有大约4,000件收集品,和另外6,000件由它保管的来自寺院和其他地方的藏品。

京都国立博物馆拥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原来是松本(松本文三郎)和守屋(守屋孝藏)的收集品。前者由据说来自库车地区的5件断片裱糊成四卷, 后者据说是来自敦煌的72个写本。

《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娑》、《大智度论》、《大品经》、《优婆塞戒》5件汉译经典断片,被装裱成4件,保存在内。

写本现在没有展出,但是可以通过事先提交书面申请来查阅。

4. 五岛美术馆

五岛美术馆由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创始人五岛庆太会长(1882-1959)建立。他私人收集的前近代日本、中国和朝鲜艺术品于1960年公开展出。该博物馆在春秋季节有主题展览,其他时间则是轮流展出永久收集品。该博物馆还有茶道间和一个花园。

五岛美术馆拥有20件来自敦煌和其他丝绸之路遗址的写本。

该美术馆每周一、国定假日和此后的第二天闭馆。展览品在每年初更换。

时间:上午10:00至下午5:00(下午4:30停止入馆)

美术馆除周一外,每天上午9:30至下午4:30对公众开放。写本不展出,但可以事先写信申请查阅。

5.奈良法隆寺

有一小部分写本收集品,通常不允许查阅。

6.福冈九州大学

福冈的九州大学有一小部分的写本收集品。

7.三井文库

三井文库建立于1916年,但是在二战中关闭,直到1965年才重新开放。它在1985年时接受了三井家族的文物捐赠,包括敦煌写本。

三井文库藏有大约112件的收集品,其中大部分是敦煌写本,包括许多原为中国甘肃巡按使张广建所藏的收集品。

若想查阅非展出的敦煌写本,需要实现提交书面申请。

8.东京中村书道博物馆

这最初是中村的私人收集品。1936年,在收集中国书法,尤其是来自敦煌和吐鲁番的文书范例几十年后,中村先生将他的房子建成了一个博物馆。最近, 这些收集品被收归国家手中。

9:30-16:30开放(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和新年假日闭馆。

9.国会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藏有48件敦煌和其他丝绸之路遗址的写本收藏,其中主要是来自原滨田的收集品,是从井上书店购得的。43件是汉语写本,2件西夏语写本, 3件是藏语写本。大部分的写本可以利用缩微胶卷查阅。

国会图书馆对所有学者开放。写本可以用缩微胶卷查看,但是查阅他们所保存的原卷需要有特殊的许可。

10.宁乐美术馆

宁乐美术馆有一些敦煌和吐鲁番的写本断片,保存在一个大的剪贴簿中。

11.大谷大学

大谷大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1665年日本佛教的净土真宗派西本愿寺总部建立的一座学校。1901年,它被改造成一个东京的现代大学, 并于1911年迁往京都。研究所于1953-1955年建立。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于1981年建立。大谷大学有4,800名注册学生, 图书馆则有超过600,000册图书。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有38件敦煌写本,34件来自大谷收集品,3件来自前大学校长的收集品,1件来自一位大学教授。

写本并不展出,但可以通过预约查阅。

12.静嘉堂文库

静嘉堂文库建立于1892年,其目的是在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过程中,保存日本和东方国家的独特文化特征。因此,它致力于购买中国和日本的古旧书籍和赝品。1907年,该机构购买了一位清代藏书家的全部收藏,包括宋元版书籍,奠定了该馆的收集品的基础。静嘉堂文库在1940年成为一个法定机构, 并于1948年成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

静嘉堂文库藏有8件吐鲁番和其他丝绸之路遗址的写本残卷。这些是于1935年从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书商手中购得。据说, 其中的七件原来是属于新疆官员梁玉书的。

大学生以上的学者可以通过介绍信使用该图书馆。必须事先预约。

13.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

1925年,计划建立天理图书馆,1930年竣工。这个新的图书馆拥有各种天理教教会的藏书室,并且最初是为外国传教士教育提供便利。它还有大学教员需要的研究资料,并且作为公共图书馆对一般读者开放。

该图书馆目前有1,780,000册藏书,写本和档案,其中约三分之一以西方语言写成,其余则是日语和汉语文献。另有约17,000册的珍本收藏。

天理图书馆有大约20个卷子来自丝绸之路遗址,包括张大千收集品的散件和通过后记可以判明是来自敦煌佛塔的19世纪早期发现的一个写本。天理图书馆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各种写本,包括藏语、西夏语和回鹘语的残片。此外,该图书馆还有来自大谷探险队的敦煌、吐鲁番绘画各一件。

天理图书馆是一个公共图书馆,对年满15岁的读者开放。但是,敦煌写本收藏是不开放的。只有事先向图书馆管理员提出书面申请,才可以查阅。

14.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是中国高僧鉴真于759年建立的。鉴真一直致力于中国南禅佛教宗派的推广。唐招提寺被认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中心长达1200多年。鉴真是长安和洛阳的一个僧人,专心于佛教律宗方面的学习。

唐招提寺藏有大约27件敦煌和其他丝绸之路遗址的写本。1980年,唐招提寺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3件写本。

15.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11件敦煌和其他丝绸之路遗迹的写本。

写本不展出,但可以通过书面申请预约来查阅。

16.有邻馆

有邻馆是由藤井善助在1926年建立的私家博物馆。藤井氏广泛收藏从商朝青铜器到清朝服饰等中国的赝品和写本,尤以所藏古玺印闻名。有邻馆藏有约100件来自丝绸之路遗址的写本。其中60片是他最初收藏的,其余的敦煌写本有其他来源。另外,有邻馆还藏有27件非汉语写本, 其中23件是回鹘语,还有藏语,蒙语和梵语等。

该博物馆每个月的第一、三个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3:00开放。这里展出6件写本—— 玻璃柜中的5件断片和一个小册子。要查阅非展出写本,需要事先书面申请。

17.其他收集品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收藏机构之外,在东京大东京纪念图书馆,还收藏14件写本;东京大学东方所藏11件;大谷大学藏4件写本,此外还藏有34件大谷收集品。

还有一些写本是私人收藏。例如,清野谦次(Kiyono kenji)收藏有40件敦煌写本,他是二战前的著名藏书家,其后裔仍保有他的各种收藏。这是日本最大的私人收藏之一,目前仍然没有公布。京都大学的羽田(heneda)纪念厅藏有700件敦煌写卷的照片,这些照片是羽田(Heneda)教授制作的,目前仍属大阪某公司所有。

其他国家的敦煌文献收藏

韩国收集品历史

韩国中亚收集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韩国古代中亚藏品主要为新罗王朝(前57-935)的收藏,出土于新罗墓葬。此外,大多数韩国收集品源自大谷光瑞探险队1902至1914年的三次中亚探险。大谷收集品现今分藏于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韩国国立博物馆。

大谷光瑞从西本愿寺法主任上退休之后,财阀商人久原房之助买下了大谷氏二乐庄的房产与收藏品。久原把这些收藏品送给了他的好朋友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将这些收藏品永久陈列于景福宫修政殿,这是韩国拥有大谷收集品与中亚收藏品之始。

在大谷探险队成员的日记《新西域记》的附录中,包括了《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亚细亚发掘品目录》。这个目录估计编成于久原向朝鲜总督捐献收藏品之时。此外,韩国国立博物馆目前还拥有一份记载久原房之助向寺内正毅捐献这批藏品的文件。

中亚收藏品的展览与保护

修政殿的中亚收藏品展览始于1916年,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国由日本的殖民地获得自由。在接管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之后,国立博物馆于同年开馆。韩国国立博物馆首任馆长金载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当地顾问与亚洲艺术专家李雪曼等人士认识到在木结构房屋中保存藏品存在着火灾隐患,遂将这些藏品整体转移到该馆唯一的一幢防火建筑中。

从那时开始,这些藏品数十年深藏于库房,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是值得庆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1950.6.25-1953.7.27),制造了朝鲜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事物是毫发无损。甚至一件公认为独一无二的中亚出土的干尸,也在九月中旬因轰炸而损毁。然而,幸运的是,绝大部份藏品在战争中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国立博物馆当局的努力在保护这批收藏品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大部份藏品在战争中转移到国立釜山大学博物馆保存。此后,这批藏品于1974年运回新建的韩国国立博物馆( 现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 ).

其后直到1986年,这些中亚收藏品一般不对公众开放,只是偶尔展出其中的一部份。1972年8月,在景福宫扩建并重新开放的韩国国立博物馆开辟了一个“东方美术馆”,展览博物馆所藏的外国文物。45件陶器、泥塑、壁画等藏品在这个特殊的展厅中展出。然而,由于博物馆展陈空间压缩,这些藏品又于1996年再次回到库房。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举办的“中亚艺术——韩国国立博物馆藏品”专题展览,展出了462件文物。

2005年10月,在龙山扩建并重新开放的韩国国立博物馆,在亚洲艺术美术馆中设立中亚展厅,它与印度与东南亚展厅、中国艺术展厅、日本艺术展厅并列。目前,包括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残片、“菩萨像”、“礼佛图”、塞拉匹斯塑像、伏羲女娲帛画在内的数十件藏品在中亚展厅永久性展出。

收集品:内容与获取途径1.韩国国立博物馆

1.1 大谷收集品

韩国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集品包括60件壁画残片、约1700件文物,以及其他来自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等藏品。这些藏品基本上按主题分属宗教文化、日常生活文物与墓葬文化等类别。(这是基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举办的“中亚艺术——韩国国立博物馆藏品”专题展览的分类方法而作出的分类。)

1.1.1 宗教文物

取自中亚石窟寺的壁画残片展示了佛教文化的宗教特征。此外,丰富的塑像、丝质或麻质佛教绘画、佛像与摩尼教艺术残片不仅揭示了佛教文化,也展现了其本地特征,以及中亚地区多种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

1.1.2 日常生活文物

中亚文化形成于干旱的沙漠地带周边的绿洲,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所用的容器绝大多数是陶器。贴花装饰重现于于阗地区生产的陶瓷,它们使用模具制作,创造了颇具吸引力的装饰效果。

织物制成的容器主要起源于罗布淖尔地区。它们以周边地区觅得的材料为原料,以精妙的技巧编织而成。这些容器展现了不同材料的用途以及生产日用容器的工艺。此外,骨质印章与塞拉匹斯塑像明显地反映了希腊文化沿着丝绸之路的传播。

1.1.3 墓葬文物

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墓葬文物展示了高昌(502-640)王国统治者麴氏的生活方式,以及后来统辖这一地区的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出现于很多墓葬中的符号、镇墓兽与伏羲女娲帛画都展现了成熟的西域文化,他们融合本地文化与中国文化,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此外,塑像——尤其是展示了当时装扮与发型风尚的女性塑像——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证据。

广泛流行于萨珊王朝的连珠纹,常见于死者头部旁侧放置的各种陶罐的表面,这是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明证。连珠纹同样广泛用作新罗(668-935)的屋顶装饰图案,因而我们很容易推知自中亚延展至朝鲜半岛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各种往来活动与文化交流。

1.2 访问韩国国立博物馆

开馆时间:星期二、星期四与星期五:09:00- 18:00 /星期三与星期六:09:00-21:00 /星期日与假日:09:00-18:00

部分藏品永久陈列于亚洲艺术美术馆的中亚展厅。有明确研究目的的人士,向博物馆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之后,可以察看博物馆所藏但未展出的藏品。接待时间为每星期一下午14:00至17:00。

瑞典收集品:收集史

1893-1935年,斯文赫定曾先后四次至中亚考察。第一次考察为1893-1897年,持续了四年,他主要对西藏北部未知地域进行地图绘制和探查。斯文赫定也从几处遗址获得部分考古资料。第二次考察(1899-1902)中,他绘制了塔里木河、西藏高原的地图,并发现了一些古代遗址(其中包括后来被确认为楼兰的遗址),将所获木简、纸质文书和其他文物捆载而去。其第三次考察(1905-08)并未进行任何考古发掘工作。1927-1935年的最后一次考察,斯文赫定进行了一系列的探险,每一次的资助人、队员、目标都不尽相同。其中考察团成员之一贝格曼(Folke Bergman)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考古收集品。这些收集品被带回瑞典,但依照赫定与中国当局谈判达成的协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还了中国,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瑞典收集品:内容和查阅途径

瑞典的中亚文献文物,为斯文赫定(1865-1952)从中亚带回。他的收集品如今保存在多个博物馆,其中大部分保存在斯徳哥尔摩,那里的国立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着大部分写卷、文物,以及斯文赫定的藏书、地图、照片、影片、绘画及其私人物品。自然历史博物馆则收藏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及其它相关收集品。斯文赫定的个人档案则存放在国家档案馆。赫定基金会正在建设相应的网站。

要获得包括斯文赫定探险地图在内的更多信息,可查询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网站。

芬兰收集品:收集史

芬兰拥有的丝绸之路收集品,来自1906-1908年俄国赞助的中国北部探险,领队者为芬兰男爵卡尔·古斯塔夫·艾米尔·曼涅尔海姆,即后来的曼涅尔海姆元帅、芬兰总统(1944-1946年)、芬兰自俄独立的防卫者(1918年前,芬兰曾是俄国的自治保护国)。

二十世纪初,曼涅尔海姆成为沙俄帝国陆军的职业士兵。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他被提升为上校,之后被送去参加俄国军方赞助的对中国北部的军事探险(1906-1908)。在1906-1908年,曼涅尔海姆的探险活动从撒马尔干直到北平,在路上绕道而行,以绘制原本未知区域的地图。途中所经地方十分荒芜,有许多常年被冰雪覆盖的陡峭山脉和深邃峡谷。所以,探险的完成也象徴着忍耐力和马术的巨大胜利。探险的目的是在日本及其他外国势力对该地区兴趣日增的背景下,增加俄国对于中国的知识。曼涅尔海姆主要着力于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他完成了大量的地图绘制,并报告了日本对当地的影响程度、当地特别是边疆一带对俄、日、中的态度、当地的学校发展、道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天气情况、防卫能力、人口密度及政府结构。

在出发前的数星期,曼涅尔海姆在赫尔辛基待了一段时日,为这次旅行和研究做准备。他阅读了不少相关的旅行及学术书籍,包括斯坦因(参阅英国收集品 )的著作;并与伯希和联系(参阅法国收集品 ),得知当时该地区考古发掘状况后,他意识到这是个增加探险项目的机会,不仅仅是兴趣,而且可提供更多的信息。通过梵语学者、芬兰教育部长Otto Donner (1835-1909)的引荐,他拜见了芬乌协会的会员。他们向曼涅尔海姆简要介绍了关于该地区语言学、人种学状况,并要求他进行详细的人种学研究。他们也要求他收集或复制在语言学、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写卷和石刻碑铭。曼涅尔海姆也拜会了芬兰国家博物馆的理事,Antell理事十分热衷于获得当地语言、文化方面的写卷和文物,他们赞助他为国家博物馆的收集活动。

1906年7月28日,探险队及一名厨师和两名哥萨克人,乘火车离开撒马尔干前往安集延(Andijan),经由奥什(Osh)到喀什噶尔。经过与伯希和(参阅法国收集品 )探险队三个星期的艰苦同行,于8月17日到达喀什噶尔。之后,两支探险队分道扬镳。曼涅尔海姆在喀什噶尔待了一个月,完成了该地区日本势力分布的报告。在等待来自北平的旅行许可期间,他成功获得了当地的旅行许可,到东南部探险,并远达和阗,进行考古学、人种学的考察,于1907年1月初返回喀什噶尔。在这期间,曼涅尔海姆将精力完全投入到绘制地图及记录气象学、人种学数据,但同时也以购买方式成功收集了数百件吐鲁番、和阗出土的古代写卷残片,包括梵文、于阗文佛教经典,由JN Reuter在1913-1918年出版,四件回鹘文借贷契约则由GJ Ramstedt在1940年首次出版。以喀什噶尔藏品为基础,曼涅尔海姆开始将所获资料运回芬兰。

1907年1月底,曼涅尔海姆再次出发,穿越艰险的地区,朝着乌鲁木齐进发,于3月2日到达阿克苏,并在月末离开,绘制了托什干河(Tauschkan-Darja)200英里的地图。4月12日到达伊宁,在这里收到了旅行许可。继续前行抵达焉耆(7月5日),沿路进行考古发掘和购买文物,并将所获文物运回芬兰。7月24日,到达乌鲁木齐,一个月后,即八月底,又继续前往吐鲁番,在此获得不少写卷。之后,在10月中旬他访问了巴库、 哈密,在此邂逅斯坦因,接着横穿戈壁至安西。此时的曼涅尔海姆仅仅距离敦煌40英里,他决定去访问这一沙漠绿洲,此举并非出于莫高窟洞窟激起学者们兴趣的缘故。也许较之寻找写卷,他对娱乐性的打猎游戏更感兴趣,从他日记中的注释也可以推断出相同的结论。也许他对发现敦煌出土物的意义这方面反应比较迟钝。更可能,由于曾在日记中评论了吐鲁番地区业余考古发掘者造成的毁坏情况,他不太愿意同斯坦因、伯希和这样的专家和思想单一者进行竞争。总之,之前已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资金在考古学、人种学资料的获得上,他感到必须将注意力转到收集情报上,并感到下一阶段探险的压力。同时,资金也是个限制因素:曼涅尔海姆曾写信给安西的芬兰赞助者,为了能够继续他的收集活动而向他要求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假如资金能及时到位,他将在该地区考察更长时间。

因此,曼涅尔海姆返回了敦煌,接着到达肃州(12月1日)、甘州(1907年圣诞节),在那里研究了维吾尔文及其文化,后来在《芬兰-乌戈尔学报》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1908年1月29日,探险队到达兰州,曼涅尔海姆考察了拉卜楞僧侣寺,获得了大量反映藏族文化的文物。接着,他到了西安、洛阳、开封、太原。此后,又历经五天往北前行120英里,考察了五台山的寺院,于1908年6月26日拜访了达赖喇嘛。最后,他沿着蒙古边界旅行,然后返回北京,在俄国大使馆住了一个月,期间撰写报告、整理资料、重绘地图、整理笔记。之后经由日本返回俄国。

1908年秋,曼涅尔海姆返回芬兰,移交了他的收集品。之后他再未参加任何类似的探险活动,尽管他对收集品始终保持着兴趣。他因后来的军事、政治功绩而被人纪念,他在芬兰自俄独立(1917年)中起了关键作用,并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了中立的立场。

1940年,曼涅尔海姆的两卷本探险日记出版,同时有英语、芬兰语、瑞典语等多个版本发行,题为《从西到东横贯亚洲》。第一卷包括1906- 1908年间拍摄的探险照片,并描述了沿路村落城镇的生活、风俗、动植物、商业贸易、风景、居民。第二卷包括更多的照片和描述、曼涅尔海姆收集的新疆出土文献文物、人种学的数据、当时的部落服饰和工艺品,涉及范围极为广阔的气象学笔记、探险时绘制的地图。曼涅尔海姆所获写卷、文物的出土地并未全部著录。

芬兰收集品:内容和查阅途径

因时代和个人的阅历的局限,曼涅尔海姆的考古发掘简单而带有偶然性。在赫尔辛基的指令下,他的大多数收集品都是徴募当地人在本地购买的,因此,收集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

数千件来自和阗、吐鲁番地区的汉文、回鹘文、吐蕃文、于阗文、粟特文佛典写卷或残片,另外还有一件蒙古文、一件中古波斯文(摩尼教)写本;

1,500张探险照片,包括许多当地村庄、城镇、居民的照片;

古代陶器和玉器;

250枚古钱币,大多来自和阗;

数百件当时的工艺品,包括珠宝、服装;

数百件宗教物品,包括佛教庙宇挂毯;

人种学数据;

气象学数据;

绘图;

探险日记。

这些收集品分别收藏在芬乌协会(Finno-Ugrian Society)和国家文物局(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而数据资料等则保存在赫尔辛基的多个场所。每件物品都已被编目,多数已被数字化。

1.1国家文物局

曼涅尔海姆的照片,包括底片,如今保存在国家文物局印刷物照片档案室。国家文物局可提供数字化图像的复本和版权信息。

2.1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芬-乌协会将曼涅尔海姆所得写卷保存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的东方收集品部,同时保存的还有曼涅尔海姆收集的十八世纪蒙古文、土耳其文、藏文等东方学书籍。

2.2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查阅途径3.1赫尔辛基文化博物馆

始建于1999年的文化博物馆,如今保存着大多数早先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曼涅尔海姆收集品(并非全部都长期展览)。包括数以千计的收集品及1906-1908年探险期间的所有日记和笔记。各种临时展览有时连同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一起展览。国家文物局在1999年出版的《曼涅尔海姆在中亚》一书中,对收集品有详细描述。1990年,芬-乌协会出版了彼得·桑德堡(Peter Sandberg)编辑的《曼涅尔海姆1906-1908年中亚旅行照片》,书中用芬兰语、英语进行了注释。

3.2文化博物馆:查阅途径

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登录文化博物馆网站获得更多信息。

3.1曼涅尔海姆博物馆,凯沃普斯托(Kaivopuisto),赫尔辛基

从1924年起直到1951年去世,曼涅尔海姆一直生活在装满家具及旅行时所获的装饰性艺术品、工艺品的海边住宅里。他死后,其宅成为博物馆。1957年,曼涅尔海姆基金会购买了此宅,成为纪念性博物馆,以保存曼涅尔海姆的人种学的收集品和大事记。一切物品都像曼涅尔海姆生前一样摆设,连原来的内部设施和家具也被保存下来。曼涅尔海姆博物馆的展览品包括打猎工具、军事勋章、书籍、从1906-1908探险中获得的一些文物,例如当时的民族衣饰、烹饪器具、纺织器具及藏传佛教的唐卡、庙宇挂毯及其它宗教物品。2001年,在赫尔辛基用英语出版了《一位绅士的家:古斯塔夫·曼涅尔海姆博物馆》,其中大量描述了博物馆及其内容。

爱尔兰收集品

都柏林的国立东方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有4件敦煌汉文写卷,1件吐蕃文写卷。这些是1955年购入的。其中汉文写卷可在IDP数据库中查阅。

印度收集品

斯坦因第一、第二次探险所获收集品都直接送往伦敦,其中一些被送到印度,因为印度政府也是斯坦因探险队的资助者之一。第一次探险的收集品(1900-1911)被送往印度博物馆(加尔各答)以及艺术博物馆(拉合尔)。第二次探险的收集品先是被送往新德里印度考古研究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ASI),之后又归英国政府管理。他们都是斯坦因探险的资助者。这些收集品暂时存放在斯利那加(Srinigar)。第三次探险收集品被肢解送到印度。1918年壁画被转往德里,斯坦因亲自监督壁画展厅的建造,并定期视察。1958年,收集品移交给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这些收集品多达11,000件,其中包括数百件敦煌出土的丝绸、麻布、纸质幡画及2000多件塑像、900件壁画残片,600多件纺织品断片。

这些织物后来移交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

美国收集品

在美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私人手中,收藏有各种中亚写卷和其他材料。最大的敦煌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大约有80件。James和Lucy Lo的照片档案也收藏在那里。其次,是华盛顿的弗瑞尔美术馆,收藏有1件写卷,2件绢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收藏1件写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藏有2件写卷。目前,这些写卷都可以在IDP数据库中查阅。IDP将会在数据库中不断加入其它类似的藏品。

耶鲁的收集品较少,包括塑像残片、写卷和木简。这些是由著名地理学家、耶鲁学者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遗赠的。他曾在1903年至1906年间广泛游历中亚地区,主要研究气候变化及其对亚洲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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